论文造假潮背后：SCI与中国科研三十年天博官方网站
5 月 29 日，知名生物学界打假人士 Bik 爆料，江苏、河南、福建、辽宁、山东多家知名医院医生的科研论文涉嫌学术不端、数据雷同。中国 SCI 论文组团涉假的问题，又一次浮出水面。
如今，SCI（科学引文索引）在中国科研界已无处不在。中国的 SCI 论文数量从寥寥无几，增加到了全球第二。另一方面，SCI 论文灌水、造假也层出不穷。今年 2 月，中国教育部和科技部已发布通知，针对科研评价中的 SCI 论文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要求矫正。
SCI 收录和影响因子、H 指数等文献计量标准进入中国，如今已非议甚多。但它到底怎样影响了中国学术，及其评价体制？
1950 年代起，「又红又专」曾是高校学术评价的统一标准。「黑而不红」或「只专不红」的学者，其学术生涯和观点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天博官方网站。
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红与专应该是统一的，只专不红，只红不专，都是不对的。高等学校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
经历了全面学苏联和独立自主时代的波折，1970 年代起，国门渐开，从外国学习先进知识成为中国学界最重要的任务。
但由于缺乏国际同行的交流和评价，当时的中国对世界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前沿基本是两眼抹黑，一些在国际上广受批评的非主流观点，便可以通过特殊渠道成为中国该领域的主导观点，进而影响重大决策。
例如 1978 年，一名中国控制论专家去欧洲访学期间，与荷兰教授奥尔斯德探讨如何用控制论模型影响人口时，接触到了《增长的极限》等环境悲观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认为，随着人口扩张和资源萎缩，人类文明将遭遇灭顶之灾。尽管这类模型在欧美已饱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批评，却被当时的中国学者视为宝贵的新知。
回国后，这些专家调研撰写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等论文，预测如果不控制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到 2050 年将高达 40 亿。这些研究报告通过个人推荐和行政渠道，进入中央计划生育决策者的视野，成为一胎化计划生育的理论火药，推动了此后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1977 年，日本《读卖新闻》刊登文章《可从云彩形状预测地震》，随后被《参考消息》转载到国内。受此启发，中科院物理所的吕大炯开始尝试用「地震云」来预报地震，随后被《光明日报》、新闻联播等权威媒体广为传播，并引起高层领导关注，数十年来在中国深入人心。
其实，所谓的「地震云预报地震」是中外地震学界都不承认的伪知识，在日本只是一个极为边缘的观点，日本地震学界也普遍不认可。
更为公众所知的，则是 1980 年代在全国泛滥的以气功热、水变油为代表的伪科学浪潮。这些浪潮无一例外，都是先获得体制内权威人士或部门的认可，然后再在社会上获得巨大影响力。
这些现象的密集出现，核心原因在于刚刚和世界接轨的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学术思潮和观点严重缺乏辨识力，又缺乏专业的评价标准，因此不识货、被忽悠的状况频频发生。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SCI、EI 等国际学术收录标准进入中国，改变了国内学术评价的生态这才发生改变。
这几大学术收录标准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 SCI（科学引文索引）。而 SCI 的产生，来自其发明者加菲尔德的一个发现：
大部分学术论文的引用情况符合 20/80 定律，高引用的重要文献都集中于少数核心期刊；例如 1962 年，25 种期刊的引用数在占据了当年论文引用数的 24%，767 种期刊的引用数占比则高达 75 %。
这意味着，在现代学术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了解一个大学科的前沿知识，不需要也不可能了解这个学科的所有论文；只需要了解少数核心期刊上的核心论文，就能抓住该学科前沿的重点。
根据这个原则，加菲尔德创立了 SCI 科学引文索引。到目前为止，它收录了 8500 多种自然科学的主要期刊，而这些期刊大都是各学科中具有较高引用率的期刊。
「通过文献引用数量来衡量文献重要性」这套理念，并不仅仅适用于学术文献，也适用于各种通用内容的传播和搜索。
谷歌搜索引擎诞生时采用的 PageRank 算法，就是基于加菲尔德的这套原理：计算指向某网页的引用链接的数量和质量，来估算该网页的价值权重。
由于学术引用索引与互联网搜索的这层渊源，加菲尔德既是 SCI 之父，也被一些人尊为谷歌的祖父（Grandpa of Google）。
然而，当时只有中科院图书馆等少数机构采购 SCI，这套方法在中国的影响仍十分有限。
直到 1985 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
响应这一要求，1987 年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开始用 SCI（科学引文索引）、ISR（科学评论索引）、ISTP（科技会议索引）和 EI（工程论文索引）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排出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榜。
不过，这些学术榜只是外部机构对高校业绩的一个排名，对高校来说只关乎声誉，并不影响高校内部的学术评价和奖励。在校内学术评价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南京大学。
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面对着学校财务捉襟见肘的窘境。几年前中央政府根据「835」建言选出了北大清华等五所高校，在七五计划期间各资助 1 亿元，南京大学未能入选，而其他来源的经费也极有限。
经费短缺局面下，如何提高本校的学术竞争力？曲钦岳决定从学术激励方面寻找突破。毕竟，与高昂的科研硬件投资相比，人才激励花钱少、成效大。而能否发表 SCI 收录的论文，在当时是相对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
1990 年起，SCI 论文发表纳入南大物理学院的科研评价，此后又扩展到全校，如规定理工科申报副教授等职称的教师应有数篇 SCI 论文；每发表一篇 SCI 论文，学校给予一定奖励，早期为 100 元；取得博士学位者也要有论文发表。
而对于高水平学者，则鼓励他们在高影响因子的优秀国际期刊上发文，争取论文品质和数量的双丰收。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是一个期刊两年内刊文的平均引用次数，用来衡量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H 指数（High Citation index）：一位学者的 H 指数是说他至多有 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 次，用来综合衡量学者的论文数量和质量。
在这项政策鼓励下，从 1992 年到 1998 年，南京大学拿下中国大陆大学 SCI 论文产出「七连冠」。南京大学的这一做法也被中国的大部分高校效仿，成为高校学术评价的常用标准。在此趋势下，中国 SCI 收录论文数逐年上升。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后，实行文理分科报考。而高校教学科研的管理和评价，也有了明显的文理分界。
对一些处于文理边缘的学科来说，到底被列入文科还是理科，全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科划分时命运的捉弄。
例如，逻辑学被偶然划为文科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招生、科研等方面曾多年受制于文科标准，但现代逻辑学的研究实际上比大部分理工学科更依赖数理推算。而心理学则被划分为自然科学，尽管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其大部分分支如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其实属于社会科学。
文科和理科的学术评价此后踏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理工科学术评价逐渐接受了 SCI、EI（工程索引），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学国际标准。
而人文社会学科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主要依靠各种国内核心期刊标准，走上了更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国内主要有下列七个核心期刊遴选标准，其中南大 CSSCI 即俗称的 C 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 CSSCI 同时收录的期刊通常被称为双核心期刊：
尽管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等国际文科索引也被部分高校引入了评价激励体系，但与 SCI 相比，这些文科索引收录期刊较少、外语要求较高，中国学者的发表始终偏少，这些国际标准也始终不是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主流标准。
而文科脱离国际评价的一大后果是，中国文科论文的刊登、评价受人际关系和行政干预的影响始终要更大。
在国内理工科核心期刊上，学者往往还比较克制守矩，最多会发表一些赞叹师恩的抒情作品：
而在人文社科期刊中，内容天马行空的论文则相当多见。与期刊主管者的亲情友情恩情，都有可能转化为论文发表。
从这些另类论文里，你可以读到父亲对子女的殷殷深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原领导、院核心期刊《银行家》杂志主编王某之子从读小学起，就在该杂志陆续发表文章 92 篇，在数量上已超过大部分大学教师。而这些成果的诞生，都离不开父爱的关怀。
即使没有这样的好父亲，只要你有钱且乐善好施，也有可能感化学术期刊，令其帮忙宣传你的观点。著名富豪廖凯原先生就曾在法学核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发文，论证上古黄帝已领悟「比特是万物」的奥义，为中国法治科学观奠定了基础。
当然，理工科即使有 SCI 论文收录、期刊影响因子、高引用指数等国际标准把关，也不是没有空子可钻。
投机者可以通过在 SCI 内低水平期刊上灌水、一文拆成多篇、自引、小圈子互引等，虚假的增加发表数和引用数。何况，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创造性的工作，不能只是机械的炮制论文，仅仅以论文数量和引用数量来评价，难免有偏颇。
而且，SCI 论文的出版，需要编辑、审稿人的手工把关。与浩如烟海的论文投稿相比，编审人员的精力毕竟有限。这给一些人进行论文数据造假、工业化复制论文数据有了可乘之机。
特别是中国医生这个从业者极多的行业，在晋升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时，单位往往要求数篇 SCI 论文、省厅级别乃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治病救人之余，还需要攒论文，这使得不少医生选择了炮制滥竽充数的论文来谋求升职。
医生行业以临床实务为首，医术精湛远比论文数量重要，对升职设置过高的科研论文标准并不合适。
不过，对于以科研为主业的高校、科研院所来说，国内的现有学术评价机制，恐怕还远未达到可以超越 SCI 收录、影响因子等量化标准的水平；从这些国际标准中值得借鉴之处，仍然多于应摈弃之处。
破除「 SCI 至上」、「唯 SCI 」的片面倾向是应该的，但破除之后，路应该怎么走，是科研管理者和从业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值得公众的关注。
毕竟，大部分科研活动的每一分经费，都来自普通人的纳税。你肯定不会希望你出的钱白花了。
[3]高军 (2008).我国大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4]李爱群（2009）.中、美学术期刊评价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
[5]宋健，孙以萍（1981).从食品资源刊我国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高人口数. 人口与经济，(2), 2-10
[6]廖凯原 (2011).《黄帝四经》新见：中国法治与德治科学观的反熵运行体系. 环球法律评论，(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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