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使命、奋发有为 以高端成果天博官方网站服务国家决策

　　编者按：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以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为目标，党中央科学擘画，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具体指导，各高端智库积极行动，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积累了重要经验。

　　6月25日—2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深圳召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经验交流会，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会聚一堂，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就各自在服务决策、舆论引导、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做法及体制机制改革经验进行了充分交流研讨。

　　回顾前路才能行稳致远，对标先进方可更好发展。《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1日 10版、11版）特摘登发言要点，以期为智库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助力广大智库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为服务中央决策、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不断拓展与深化国家层面多双边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外交部等有关部委支持下，中心建立了19个国家层面的多双边交流合作机制。

　　不断扩大与深化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心坚持开门办智库，积极巩固和拓展广泛、有效的全球多双边伙伴关系，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MOU），开展务实有效合作。中心已与全球50家智库、国际组织、国际企业、大学等签署MOU。

　　不断彰显与发挥讲中国故事的优势。通过精心选择合作机构、统筹国内外研究资源、组建联合研究团队等机制，确保国际合作课题保持高质量，提交多份有影响力的报告，推动形成相关政策。

　　为了推动智库建设进一步发展，中心建立“一体多翼两重”的工作机制。国际局聚焦管理、协调、服务和政策把关，发挥国际交流合作归口管理作用；各研究部所和研究人员密切配合，按照研究领域和专业所长积极参与，发挥多翼作用；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充分发挥对外项目、全球资源、重要平台和人员力量等优势，协调配合，为推动中心国际交流合作提质上档发挥助推作用。

　　在这样的机制下，成功举办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促进中国政府高层、全球企业界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和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议题进行深度沟通对话；构建丝路国际智库网络，目前，已有来自34个国家的40家智库及10家国际组织和5家跨国企业，多层次、多领域、多机制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探索有利于充分发挥智库功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注重从整体上发挥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努力建成国家级新型智库研究的综合集成平台。

　　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超前布局规划，牢牢把握智库研究主攻方向。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设置重大理论研究选题，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二是围绕“四个全面”“十四条基本方略”，设置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选题，引导全院聚焦重大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开展持续性研究。三是设置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选题，编制重大智库项目选题及实施方案。四是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要节点，设置重大专题研究选题。

　　探索创新智库研究组织方式，充分发挥综合性高端智库的整体优势。一是重大科研项目协同研究，院党组成员牵头重大项目，院综合协调、研究所分工负责。二是重大形势分析集体研判。三是重大专项问题多角度建言。如建立了“中美经贸摩擦研究”专项工作机制，多角度建言献策。

　　积极行使智库话语权，着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一方面，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准确、高质量的专业信息，另一方面，加强对外学术传播力度，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持续向国际社会积极推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

　　完善智库工作体制机制，为智库发展提供基础保障。调整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为智库研究提供学科基础支撑，并积极探索符合社科院特点的智库管理和保障机制。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开展后，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明确智库使命，布局专业化研究方向。研究院明确了三个方面的战略任务：服务宏观决策、引领创新方向、发展理论方法；凝练了五大特色研究领域，并系统谋划三个层次的科研任务：以解决重大科技战略和政策问题为导向，实施“世界科技前沿研判与中国重大科技突破前瞻研究”等三个重大突破；实施“适应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科技体制变革研究”等五个重点培育方向；支持一批前瞻性、储备性、政策性的前沿探索研究。

　　大胆改革探索，构建专业化智库体制机制。实行院长负责制，设立学术委员会和咨询顾问委员会。按照综合管理、学部支撑、科学研究、交流传播和科教融合5个板块，构建新型智库组织体系。积极探索科技、软科学、管理、情报4类专家深度融合，以任务引领矩阵式、网络化研究模式。与高端智库、研究机构和大学、政府等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研究合作，不断丰富研究的网络化节点。

　　有效统筹资源，打造专业化研究队伍。有效统筹中国科学院内外资源，组建专业化核心研究队伍、客座研究队伍和网络化合作研究队伍，形成“小核心、大网络”的人才队伍格局。积极探索外聘战略咨询项目首席专家、核心专家、客座研究员，试行“旋转门”机制，发现和培养有潜质的智库青年优秀人才，强化符合高端科技智库的人才建设价值导向。

　　探索智库研究体系，发展智库理论方法。强调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科学导向和证据导向。创新性提出智库研究包括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和形成方案四个环节的DIIS理论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中国工程院在高端智库建设中形成了独特经验：紧密结合工程院实际情况，形成了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客观性、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和优势；不断完善高端智库建设顶层设计，先后制定《院士科技咨询项目管理办法》《经费管理办法》《高端智库管理实施细则》《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细则》《深入学习贯彻习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我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持续加强高端智库专家支撑队伍建设，在发挥院士群体领军作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全国工程科技界以及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专家参与战略咨询研究；大力提升高端智库信息化保障服务能力，着手建设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着力做好高端智库成果产出宣传推广工作。

　　工程院高端智库建设的任务体系包括：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面向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及各行业的战略咨询为核心任务；面向地方和行业发展，针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地方特色行业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开展咨询研究；面向工程科技趋势动态，搭建学术交流高端平台，加强学术出版工作；针对工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研究，搭建教育界、科技界和企业界的合作桥梁，鼓励拔尖创新型人才成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坚持把服务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中央科学决策、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智库建设基本指针，重点围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和重要参考意见。

　　服务党的理论创新。深入研究阐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富成效地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引领全党全社会更好学习贯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开展重大问题研究。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围绕中央正在做的事情、关注的工作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着力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的对策性研究，加强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加强党情政情社情信息反映和研究。

　　整合用好智库资源。近400位专职教研人员、在校（院）参加培训轮训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国家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全国党校系统研究力量及其他合作智库，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智库研究的重要资源。其中，学员是独特资源，他们是问题来源，也是信息来源，更是答案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设立“教学和智库建设创新工程”，各教研部（院、中心）实行首席专家制，严格过程管理，明确成果导向，组建科研团队，组织项目攻关，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目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智库对外交流与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有机结合，融通狭义智库与广义智库，统筹编辑、研究、翻译和传播工作资源，打通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宣和外宣，打造深入研究总结党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对外宣介党的执政理念的高端平台，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思想。

　　扎实推进习著作编辑和出版工作，为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提供权威、系统、准确、丰富的基础读本。

　　进一步推动习著作多语种对外翻译和传播，不断提高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实际成效。

　　不断深化智库相关重点领域研究，为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提供理论支撑。细化相关业务部门智库研究分领域设置，着力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研究，为提高智库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构建多层次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全方位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工作。依托长期积累的对外交往资源，增强战略思维，开放办智库，建立多个智库国际交流平台，构建多层次国际智库合作交流机制，全方位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对外宣介工作。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扎实深入开展调研，以服务中央决策为首要工作，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新路。

　　突出“点题服务+主动作为”特色，打通智库调研选题的“源头活水”。为服务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新华社成立由近百名骨干力量参加的三个重大研究专项课题组，动员遍布全球的采集力量，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和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观点，高质量完成了多份研究成果；在“百城百县百企”调研中，承担10家企业调研任务，撰写近20万字的高质量调研报告；牵头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承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此外，聚焦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动作为，报送了一批高质量智库报告。

　　突出“宏观研究+一线调查”特色，着力提升智库调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深入研究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宏观研究的重要长期课题，创办双周“智库学习会”平台，将理论学习、组织研讨、策划选题、开展调研全面融合；同时，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开展广泛深入调查，着力提升智库调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展一大批贴近现实主题的智库调研，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芯片核心技术”“民营企业家群体状态”等扎实调研、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记者调研+学者研判”，提升智库调研成果的参考性和影响力。新华社拥有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及海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网络，培养造就了一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在智库实践中，针对智库课题调研要求，注重选调专家型记者编辑参与智库调研，还整合全球信息采集分析网络，开展跨区域协作和国内国际联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与相关机构开展合作，为智库研究提供便捷服务。在调研中，注重采用田野调查法、大数据分析法、调查问卷法、专家咨询法等多种科学调查研究方法，不断提高智库研究质量。

　　军事科学院通过坚持制度机制宏观管控、过程管理微观管控，抓住成果从研究立项到研究展开再到结题上报等关键环节，实施全流程把关，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管理机制上，形成《军事科学院高端智库管理细则（试行）》，对智库建设职能定位、组织架构、职责分工、课题管理、成果管理与评价激励、经费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审稿机制上，智库学术委员会为成果质量把关，做好搞好选题、指导研究、质量把关、学术评议工作；激励机制上，制定了《军事科学院高端智库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奖励细则（试行）》，明确了智库决策咨询类成果奖励的原则、范围、标准等。

　　研究指导方面：帮助把准方向，对于不合适的选题及时“踩刹车”，对于重大问题，及时发布自主选题指南或直接赋予任务“指方向”。提供研究支撑，把准实际需求后组织力量研究——“在前面拉”，用好军科多学科多领域优势条件；“在中间撑”，提高报送时效、多渠道精确化推送；“在后面推”，提出完善建议，着力推动将学术思维转变为决策思维，将对策决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有机融合。

　　强化过程管理方面：课题立项注重“选对人、选对题”，研究过程注重节点管理，课题结题注重严格评审，从全流程入手，确保成果“出库”前的高标准高质量。

　　积极探索，处理好智库研究的“两对关系”：广泛发动与集中研究的关系。积极调动全院科研人员参加决策咨询，同时选定部分专家骨干加强特色专业领域研究；反复推敲与快速报送的关系。设立快速评审制度，提高流转效率。同时，要求智库研究增强战略远见，更加关照全局和长远。

　　国防大学将用好国际资源、搭建国际平台、面向国际发声纳入计划，重点打造国际传播、特色咨询、人脉建设三项功能。

　　用好“外嘴”“外脑”，开展国际传播。一是围绕国家重大外宣活动聚焦用力，每年推出一次大型主题外宣活动，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平台，向世界传递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二是将中国思想融入对外培训课堂教学，面向世界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友好使者。三是瞄准名嘴、名家、名人重点发力，联系能够正确认识中国、讲述中国的国际专家，就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等开展研讨，化解分歧、扩大共识、赢得认同。

　　汇聚全球精英，开展特色科研。围绕国家重大安全关切和战略急需推出特色化科研成果，搭建系列中外智库交流平台，把握议题设置权、话题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

　　依托高端平台，拓展国际交流。以中外学术交流为媒培养国际“同窗情谊”，依托“军地交流”“智库交流”“校际交流”，逐步建立深入对话交流的立体网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立后，变革“指挥棒”，从学术导向转向问题导向，从偏重理论和方法转向注重政策和操作；变革治理机制，从主要遵从学者个人学术选择，转向组织目标、集体行为；变革机构功能，从兼顾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天博官方网站，转向致力于罗致人才、因才施用。

　　健全制度，完善组织架构。实验室就科研、人事、信息、会议、财务等方面先后制定了22项管理规章，形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制度汇编》。实验室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采取扁平化的组织架构，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下设室务委员会。

　　重视科研创新与人才激励。实验室选择“有领军人物，有鲜明特色，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领域，形成“铁打的营盘”，并确定适当的二级机构稳定承载其功能。

　　选好核心专家、多种形式聚合专业人才、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是智库人才战略最关键的三个方面。对于核心专家来说，名气大、学术功底深固然重要，但是更需要关心且熟悉现实问题的“接地气”者。对于青年学者，有突出表现者除了给予奖励外，实验室还会根据需要为其招聘助理研究员，甚至成立专门研究中心。

　　建立健全科研工作机制。实验室形成科研例会制度，集中讨论近期经济金融领域需要关注的问题。召开智库论坛，邀请决策部门、监管当局、金融机构资深从业人员集思广益，并迅速总结出对策要点，报送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及相关决策部门。

　　确定科学管理专项经费的原则。经费管理要全力保障主攻研究领域，覆盖战略战术和内外形势研究。以对策研究型智库为自身定位，以“一带一路”、全球战略、周边安全研究为主攻领域。在经费安排上，保证经费使用基本适应以研究成果的务实管用为导向的、以快速反应和战略应对相结合的、以国际视野和国内热点相互动的、以专题对策和基础理论相促进的工作格局。

　　秉持“合法、合规、合理”的原则执行预算，坚持与时俱进地创新。最新版的课题研究和经费管理实施细则中，将工作划分为重大交办委托任务、应急交办任务、年度重点课题、基础研究项目、部委交办任务等五类，明确每类课题的立项、验收与结项程序，质量和时限要求，责任追责要求等。

　　落实好科学管理和使用经费的原则。初步建立起了以课题为导向、“养智不养人”的管理模式和“三轨”运转模式。

　　经费使用要体现担当。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后，针对美官员和智库制造的系列抹黑中国的谬论，组织撰文予以回击。

　　经费使用要确保工作根基牢固。紧扣三大研究领域，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为对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经费使用要注重基础建设。2017年3月15日，智库中英文网站同步试运行，并与100余家外国智库、数十家国内研究机构和智库建立了链接。设立智库微信公众号。建立学术资源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专家管理数据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顶层设计、体制改革、人才培养等角度积极探索，在拓宽国际视野、强化战略研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提升智库国际视野，做好基础性的国别研究。现代院15个研究所中10个是国别研究所，几乎涵盖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确保世界大事第一时间尽收眼底，第一时间作出研判，第一时间形成成果。

　　加强国际交流，深化同国际一流智库的合作。已与40个国家的70余家机构建立固定交流关系，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智库的国际交流网络。

　　紧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节奏，在建言献策、公共外交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在服务领导人重大出访活动、助力重大国际战略议题和主场外交活动方面积极作为，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在提升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上下苦功夫，不断加强大、深、远的战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化解潜在风险，布局未来战略，谋划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以对美研究为主要突破口，同时在对欧、俄、中东、拉美、非洲研究，以及政治、经济、网络、海洋等综合问题研究方面均取得重要成果。为了激励战略研究和治学报国、不为名利的集体研究精神，现代院创新高端智库经费使用方式，将主要经费用于奖励真正为国家提供真知灼见的战略研究成果上，用于激励甘坐冷板凳的战略研究者上。

　　建章立制，有规可循。全院课题按经费来源分为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两类。纵向课题是指中央财政经费支持的重点课题、应急课题和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课题等，又进一步细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应急课题、常规课题、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和战略平台课题等6种。横向课题是指各单位承担的经费来自于院（所）财政科研经费之外的、国内外相关单位委托的研究咨询项目，实行院、所两级分别独立管理。针对每种课题分别制定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在科研管理领域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共有25项。

　　遵循规律，流程管理。对课题实行全流程、透明化管理，加强与相关决策部门的需求对接，在选题范围和内容上尽量满足其需求，提高服务决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突出转化，正向激励。每年开展优秀研究成果评选活动，按照理论水平、创新程度、研究难度、成熟与完备度等评奖，获得一、二等奖的成果以单位名义推荐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优秀研究成果奖（部委级）评选，并资助课题组出版成书。

　　优化学风，加强监管。制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行为规范》，提出了“国家至上、客观公正；深入实际、诚实守信；终身学习、追求创新；学术民主、团结合作；尊重他人、资源共享”的基本科研道德准则。在课题组长负责制的科研组织模式下，进一步明确单位法人和课题组长在经费管理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机制体制创新为动力，聚焦商务中心工作，在服务决策、智库外交、舆论引导三驾马车的带动下，发挥了咨政建言、国际交流和对外发声等方面的智库作用。

　　高质量、全方位推进专业化智库咨政建言。从服务国家大局、服务中央决策、服务商务工作，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摸索出了一套“着眼全局、立足本职、把握问题”的研究模式。瞄准战略需求，开展全局研究；聚焦商务工作，开展实效研究；做好短期应对，夯实长期研究。

　　多领域、全视角开展国际化智库对外交流。立足国家战略，着眼现实需求，打造全方位对外话语体系。利用多边平台，服务国家战略；开创论坛品牌，拓展智库外交；联手国际智库，打造专业成果；创新交流形式，多线主动布局；扩展交流空间，构建合作机制。

　　高频次、精准化打造特色化智库对外宣传。以主动发声、借力发声、合作发声三位一体的外宣模式，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一是引导议题设置，把中国成就、中国理念、中国立场与国际社会关注结合，形成自有话语体系、特色议题话题；二是借力国际交流，拓展宣传思路，立足提升交流出访层次和国际互动水平，增强国际交流的务实性、有效性、价值性；三是拓宽外宣渠道，有效借力发声。组建来自政商学界的特聘专家委员会，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四是创新合作方式，强化合作发声，借助国际力量，形成多层对话机制，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在北京大学给予体制机制、经费保障、人员配套等全力支持下，国家发展研究院扎实抓智库基础管理、认真做智库课题研究。

　　完善经费使用和管理的制度建设。针对专项奖励经费管理，出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专项奖励经费管理办法》，专门调整定制财务管理系统。

　　强调经费使用重点在于加强智库能力建设。秉承“两条腿走路”的精神，既鼓励教授参与智库工作，又建立研究员序列，专门负责政策研究，专职与兼职相结合。

　　强化经费使用的进度管理。建立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经费管理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在经费使用的进度管理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分级确定研究课题资助额度，加强智库调研成果的质量管理。将每年承接的智库课题分为重点委托课题和常规研究课题，采取分级资助方式。

　　建立经费管理的容错机制，激发学者参与政策研究的积极性。按照经费管理容错机制，不收回中期评估前已向科研人员发放的经费，但暂停后续经费发放，直至课题组尽早完成课题并结题再发放。

　　鼓励学者就中央关心的重点、热点问题积极发声，并结合自身研究形成调研成果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为中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对此，智库经费上给予倾斜和优先支持，对围绕重大问题获得的成果，在课题经费支持基础上，再给予相应科研奖励。

　　坚持智库研究导向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肩负咨政建言使命，要充分体现导向性，也要恪守客观性，从中国实践中观察真世界、研究真问题、探寻真办法。通过主流媒体积极发声，借助独创成果及思想体现导向性；积极对外发声，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充分运用新媒体，提高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能力。

　　促进智库研究学理性与政策性的互益相长。智库研究的学理性体现在：专业性，即充分借助专业化的学科理论和分析工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系统性，即依照科学的分析框架，观察和梳理中国国情，得出完整准确的认识；规律性，即从实践认知中提炼理论认知，透过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表面现象，理解其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从而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前瞻性，在专业分析、系统分析、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高水平的前瞻性、储备性中长期研究，科学预判国情世情发展大势。智库研究的政策性主要是指积极服务决策需求，搞好对策研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需求出发，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持续研究、跟踪研究，发挥“外脑”和“参谋”的作用。

　　坚持“决策需求”的核心导向，构架更加完善的智库成果评价机制。在传统考核办法基础上，将研究报告、内参、批示等智库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内容。在基金项目评估和结项中，将智库成果纳入评估标准和结项要求，有关内参和政府部门采纳、批示等可以作为结项依据。在学校薪酬体系改革的大框架下，将优秀智库成果纳入科研业绩奖励。

　　优化以人为本的制度环境，积极构建利于智库成果产出的激励体系。创新智库成果购买制，探索激励思想产出的财务管理模式。落实直接奖励制，奖励高水平智库成果和高端智库人才。设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优秀成果奖等，每年颁发一次。

　　打造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激发各层次智库人才活力。通过全校选聘，形成智库研究板块首席专家牵头机制；通过分解国家治理研究领域，引入开放滚动的研究团队；通过智库研究员制度，构建智库与院系的人才流动通道；通过构建中国式“旋转门”，吸收其他研究机构学者、官员等作为高级研究员；通过实行专职与市场聘任制相结合，吸纳专职智库研究人员和智库运营管理人员。

　　打造“小平台、大网络”机制，注重加强有利于成果产出的资源整合和系统激励。集全校之力打造“小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机制，汇聚一流学科优质资源，吸纳兼职研究员参与研究。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在加强原创研究和对外交流、主动对外发声、推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等方面的经验，可概括为：“一一、二二、三三、四”。

　　“一一”指的是“一个重点”和“一支队伍”。“一个重点”是重点聚焦原创性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研究；“一支队伍”是培养一支“有军魂、有学识、能打仗”的队伍。建构中国话语是研究院工作的重中之重，研究院在理论研究和话语创新过程中，始终践行习所倡导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初步形成了一支真正认同中国道路，年龄和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也较有战斗力的团队。

　　“二二”指的是“内宣外宣合二为一”和“走出去请进来，两条腿走路”。在话语研究和创新方面，研究院坚持中国话语研究成果既要适合对内传播，也要适合对外传播。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以高端活动为主，力争与西方强手“过招”，更好地传播中国思想和话语。在请进来方面，除了接待各种来访团组和知名人士外，还建立了资深访问学者制度，发起了年度“思想者论坛”，邀请海外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最前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问题。

　　“三三”指的是“三种话语结合”和“三个平台发力”。“三种话语结合”，指的是打好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三个平台发力”，指的是中国研究院、观察者网、观视频协同作战，构建“智库+‘互联网+’”模式。

　　“四个侧重”是指在对外交流、发出中国声音中有四方面侧重：侧重范式转换，侧重国际比较，侧重文化叙事，侧重现代视角。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按照激活存量、储备增量、提升质量的思路，着力提升研究人员从事智库研究的能力，破解智库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的难题。

　　坚持学习研讨，提高研究人员的政策解读能力。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时事政治学习报告会，保证研究人员站稳党的立场、国家立场、人民立场；坚持政治标准、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开展智库研究工作。通过学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一带一路”的法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创新等领域，产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报告。

　　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研究人员的决策咨询能力。通过挂职锻炼、项目带培、跨学科论坛、学术期刊建设、研究方法培训等形式开展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学术型人才向智库型人才转型，切实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职业化水平。

　　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提高研究人员的国际交往能力。申请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非法协等国际组织的观察员，选派青年研究人员，长期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学术活动与工作会议。

　　创新培养机制，保持研究队伍的持续发展能力。开展智库型博士培养，采取创新性培养方案。资助青年研究人员与研究生组队参加国际性专业竞赛，多次问鼎最高奖项。

　　做好与决策部门的对接工作，是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着力点。

　　提高认识，把加强供需有效对接摆在体制机制建设优先位置。加强与决策部门的有效对接，是推进智库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在要求，是提高研究质量的重要途径。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与港澳决策部门的有效对接机制。不断完善有利于供需对接的内部治理机制。邀请具有丰富决策咨询经验、社会知名度高的退休或离职党政官员进入理事会，明确每位副院长重点对接不同决策部门，设立专门负责对接联络事务的行政副院长；不断拓展与港澳决策部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了信息沟通、课题合作、研究成果报送与采纳反馈等机制；积极与有关决策部门共建研究平台，深入开展深度调研、专题研究；充分发挥沟通港澳诉求的桥梁作用，与港澳特区政府、港澳研究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及交流机制。拓展与港澳决策部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积极与有关决策部门共建研究平台。

　　开展多形式交流互动，提高服务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搭建决策咨询供需对接对话机制，如不定期邀请相关部门官员到研究院传达中央精神，或研究院专家走进决策部门提供咨询建议，参与方案制订，合作举办内部座谈会；深化课题合作机制，积极承担相关港澳决策部门的重点委托研究任务；完善信息和研究成果共享机制；积极推动人员多方式交流互动。研究院派青年学者到决策部门短期借调工作，不少研究人员到港澳工作部门短期参与某项专题研究，取得较好成效。

　　上海社会科学院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下大力气抓平台建设和课题成果质量，拓展在决策咨询研究、公共外交、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影响力。

　　推动适应专业化智库发展要求的改革。引入“同级别管理”与“旋转门”机制，完善组织人事制度。核定各部门编制数及岗位设置，根据业务量配置、调动和分流人员。探索管理岗位与行政级别相分离的机制，按照“同级别管理”任命部分研究所副所长。推动“旋转门”机制建设，逐步实现院内外智库人才任职交流。

　　推动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改革。加强分类管理，简化院内审批程序，探索灵活高效、适应高端智库建设要求的国际合作交流体制机制。拓展新的国际合作网络，注重与具有重要政策影响力的国家级智库开展交流合作。如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院所派出多个访问团组赴俄罗斯、中亚、中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入开展相关问题调研，提交建议报告。

　　推动传播工作改革。在国际层面，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培训班、研修计划拓展国际合作网络。在国家层面，建立决策咨询直通车，完善高端智库决策咨询服务机制：与中央多个重要决策部门建立决策咨询直通车，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的高端智库咨询服务；发挥派建言献策作用，巩固与派中央的长期决策咨询合作；在地方层面，开展国情调研和支撑平台建设，连续三年开展国情大调研，形成了一批专报和研究报告。

　　推动信息支撑工作改革。推进“互联网+智库”战略，实施“智慧社科院”工程，重点打造“一带一路”大数据库，构造面向上海乃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知识服务、信息交互和协同创新平台，实现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创新。提升科研管理智能化水平，建设国内一流的智库管理信息系统。

　　立足四个坚持，把调研工作做深做细。在组织上，植根企业、服务生产、贴近基层，拓展调研广度和深度，并对重大问题开展联合调研；在选题上，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国家、行业和企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抓针对性强的选题，围绕当前政策落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抓时效性强的选题，围绕领导广泛关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抓影响面广的选题；在作风上，坚持求真务实，听实话、摸实情、出实招、见实效；在方法上，坚持与时俱进，结合新形势新情况，运用现代科技含量较高的调研方法，提高调研效率。

　　把握四个环节，保障调研工作成效。在调研活动准备上下功夫，组建好调研团队、构筑好调研框架、开展好专题讨论、做好与被调研单位的对接；在调研工作过程上下功夫，力求调查深刻、研究透彻，深入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研报告撰写上下功夫，力求建言有理、献策有据，精写、精议、精改；在调研成果应用上下功夫，力求推广转化、扩大影响。重点是畅通调研成果的应用渠道，打好“组合拳”，积极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调研成果报送出去、宣传出去、共享起来。

　　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重大课题的选题、过程管理、质量管控上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提高研究质量。

　　充分发挥理事长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主导作用。中心设立体现新型社会智库发展特点的理事长会，以及理事长会领导下的中心学术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基金董事会和执行局“三会一局”的管理架构。理事长会研究讨论和研判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负责审议通过年度重大课题选题方向，对中心发展战略、重大制度建设等及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负责研究提出和讨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选题，负责对中心重大课题的动态全过程管理。

　　不断加强课题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管控。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规范管理。出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管理办法》，对基金课题的管理原则、总体目标、管理机构和职责、管理流程、评审机制、成果转化等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设计。结合中心国际交流与服务决策特色，科学设置中心持续跟踪研究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中美关系问题研究”“中欧关系问题研究”“中日韩关系问题研究”等连续跟踪重点课题。

　　不断完善奖惩办法，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在内部基金课题管理办法基础上，探索了以绩效导向为原则的人员经费管理办法；明确奖惩机制，对当年结题评审获优的课题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奖励，对没有通过结题评审的课题，停止使用剩余课题经费，并根据再评审结果采取不同奖惩措施。

　　发挥理事会领导作用。理事会由退休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等成员构成，每年的理事会都要重点审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

　　发挥首席专家作用。首席专家由院长兼任，介入并把握研究过程；整合院学术咨询委员会资源，设立由首席专家领衔，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院务工作班子成员、资深研究员组成的“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负责每份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每项认领研究课题的立项审议，对成果进行严格评审、讨论修改。

　　探索选题和研究模式。从实践和探索一线中发现问题并提炼选题方向，每年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政策咨询项目200多个；建立课题组长负责制，课题组成员打破固有团队建制，根据课题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灵活组合；建立选题月度务虚会制度；探索形成“1个方向性课题+N个高度相关的课题”的选题和研究模式；设立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基金，为战略性、储备性课题的基础研究提供资助。

　　建立市场化的人才引进机制。市场化引进海外留学人员参与智库研究，建立海外名校实习生机制；从项目做起，通过项目选好用好智库人才；注重培养年轻人、用好年轻人，启用资深研究员对年轻人传帮带；注重复合型团队建设，在原来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主的基础上，引进国际关系学、社会学、规划设计等各类人才。

　　建立研究课题竞争机制。选题竞争机制对各类课题严格评议，最终决定是否立项；成果审议机制要求课题各个阶段都要向首席专家学术审议小组进行汇报，未通过评审者不予上报；课题退出机制可对不合格的研究取消立项及后续资助，或把课题交给更适合的团队承担。

　　建立上下合力的过程管理机制。完善顶层设计，及时制订和修订了近20项管理制度；建立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完善的成果管理机制，既包括成果质量控制，也包括优化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全面合同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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