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新旧共生驱动城市更天博官方网站新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80届解放日报文化讲坛暨第27期SEA-Hi!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阐述了他对城市更新的思考，以下是他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历史环境再生如何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驱动力”，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环境如何再生；二是当今城市更新的热点；三是（前述）两者如何结合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城市更新其实历来就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更新”，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从旧区旧城改造开始的更新。在国际上，城市更新有两种途径：

　　一是以除旧布新为主的更新，也叫开发性改造，以19世纪的巴黎大改造“奥斯曼计划”为代表。我们今天看到的70%到80%的巴黎建筑都是那个计划的结果，直到二战后的重建，都是沿着这一途径的再开发。

　　二是以保留改良为主的适应性再生。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重建以后，旧区的土地开发趋于饱和，旧建筑的内生动力开始走衰，再开发的红利也逐渐缩水。当大拆大建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就催生了另外一种方式——以循环利用为主的思想和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性再生成为西方旧城更新的首选。这种转变同时也引发了对文化代价的反思，我们今天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此后，“文化遗产热”“文化寻根”“城市记忆”“拼贴城市”等陆续出现，喻示着对第一种城市更新途径的现代性反思及价值补偿诉求。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当时叫“旧城改造”天博官方网站1，把绝大部分农耕时代的城市带入了工业时代。这一成就前无古人，但是提质再创，尚需来者。

　　在座的大多数可能都是“来者”，因为当用第一种途径改造我们城市的时候，大家还是学生。如今，中国的城市更新也走到了转换方向和途径的关口，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乃至于瓶颈，历史环境首当其冲。

　　一说到历史环境，肯定离不开城市更新的第二种途径——适应性再生。那么如何才能适应性再生？那些承载着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如果全被抹掉了，城市就没有记忆了。有些城市经过兜底改造、更新之后，其实已经失去了记忆的载体。

　　当然，上海幸运地没有失去这些载体，上海有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街道，这些都是城市的历史肌理。那么适应性再生，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有四大要素：

　　一是要适应建筑遗产的法律身份，不能踩法律的底线，这是再生的前提。二是要适应业态的内生动力需求。三是要适应风貌的可识别性，风貌要可读。四是要对非保护类建筑采取适当的策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留改拆拼”。

　　“留”就是尽量保留具有城市记忆和风貌延续价值的非遗产对象。我曾多次建议，这样的建筑都应该归为“风貌建筑”。然而这很难，“留”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去与留的矛盾可能是阻碍城市更新的第一制约因素。

　　“改”是指对保留对象进行品质提升的改良、改建、翻建。应该允许风貌类建筑在原来的尺度、高度范围内改良或翻建。具体怎么改，包括外部形体的改和内部空间的改，都要依托价值取向及内生动力来确定。也要考虑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增值，考虑各权益攸关方的诉求平衡。所以“改”并不容易。

　　“拼”就是拼贴。包括时空性的新旧拼贴，如何形成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城市活力场景，是巨大的挑战。“拼”还包括社会性业态的拼贴，要考虑各阶层怎样形成层际的拼贴社会，这是比“留改拆”更难达到的拼贴境界。

　　我时常翻阅《拼贴城市》这本书，可以说时读时新。这里的“拼贴”可以理解为“共生”，而新旧共生的“新”，是指“因旧而新”，而不是“为新而新”。

　　19世纪巴黎“奥斯曼计划”留下的大多数建筑至今还在；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大多数都超过100年了；上海外滩的老大楼多数已过百岁，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了。这些历史馈赠不可能重建，只能适应性再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驱动力。推而广之，所有具历史纪念或记忆价值的保护对象及其历史环境都需要适应性再生。

　　建筑师不仅要设计新建筑，也要为“再生”贡献专业力量，因而建筑师的别称应该是“修复师”“翻建师”和新旧共生的“拼贴师”。按《拼贴城市》作者柯林·罗的说法，“拼贴师”这个名称比规划师、建筑师高端得多。

　　法国的国家建筑师制度规定，只有经过特殊培养和训练的建筑师，才能承担重要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再生工程。中国的建筑师已经意识到并加入到了历史环境适应性再生的行列中。我们的建筑师应该具备两种使命——既能原创性设计新建筑，也能够为城乡历史环境做再生设计。

　　建筑师让·努维尔设计的里昂歌剧院，在建造上运用了翻建的概念，他不是把老房子拆了，而是在房子的顶上加了一个新的拱顶空间。

　　图片中巴黎美术学院的新老教学楼是可以新旧拼贴的，但在我国许多地方，想在保护建筑旁边做个有创意的新建筑，往往不被允许，守正和守旧的界限尚不清晰。

　　看看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教堂废墟与馆体的新旧拼贴，这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卒姆托的作品。

　　再看看柏林博物馆历史建筑修复中的新旧拼贴，这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同济大学顾问教授齐波·菲的作品。两个设计共同的特点是，新旧拼贴允许可识别的新旧形体、材料和工艺形成呼应或对比。

　　我是从千禧年上海“外滩源”的立项规划开始，探索历史环境适应性再生设计的，这是我们的保护规划方案。后来的一系列国际招投标设计都是在这个规划方案基础上进行的，包括联合教堂、划船俱乐部和“洛克外滩源”——虎丘路和圆明园路围合的历史街区。

　　这是西藏日喀则桑珠孜宗堡复原与再生工程设计，我们把废墟留着，把它的历史天际线恢复，在里面植入了新的后藏历史博物馆。

　　杭州的来氏聚落今天是杭州城区的一部分，我们20多年前就为这个南宋以来的世家聚落做了新旧共生的规划设计，后来获得了国际金奖，这笔奖金的一大部分被用于“风土保护奖学金”。

　　这是即将投入实施的海南骑楼老街区北缘的华侨博物馆设计，我们将复原的骑楼巴洛克山墙与新建馆体融为一体，因旧而新，从而获得适应性再生。

　　正在施工中的福州文化轴上的闽江中洲岛，也是一个新旧共生的例子。岛上20年前建造的“欧陆风”建筑，如今已经破旧不堪，到处漏雨，门可罗雀。这样的建筑怎么办？我们把西边更低质的建筑拆掉，新建公共性很强的露天演场，既是市民表演才艺的场所，也可用于演出，看台下面是百米咖廊。这座建筑以现代空间拱券塑形，与保留的“欧陆风”建筑拱顶穹窿及拱券门窗形成类比，和而不同。

　　最近完成的豫园方浜中路金豫商厦再生设计，对豫园历史环境的建控地段进行了批判性品质提升，把豫园、城隍庙和豫园商城的歇山顶造型，以及豫园周边历史上的黛瓦粉墙风貌，以现代的方式进行表达。